大唐太和九年（公元835年）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在紫宸殿的大朝会中，官员们正在恭敬地等待唐文宗的召见。突然，左金吾卫的大将军韩约急匆匆闯入，神情慌张，报告道：“启禀陛下，昨夜左金吾后院的石榴树上降下了甘露！”
“甘露”一词，原意指甜美的露水，它不同于普通的露水，带有粘性，且香气扑鼻，古人视其为“祥瑞”，是上天对帝王治国安民的嘉奖。人们相信，这是神明对君主德政的肯定，象征着国家即将迎来祥和的时期。
这一消息犹如天降神助，唐文宗听后喜形于色，满脸喜悦。宰相李训和舒元舆也建议道：“天降甘露，陛下应当亲自前往接纳这一天赐之恩。”唐文宗点头称是：“对，甘露降临，岂能轻视！今天的朝会改在含元殿举行。诸位宰相辛苦了，先去左金吾后院查看，朕稍后便到。”
含元殿是大明宫中最为雄伟的建筑，通常举行大典和重大仪式。唐文宗一声令下，众大臣迅速行动，直奔含元殿。
展开剩余88%然而，不久后，李训等人带着一脸疑虑的神情回来了，报告称：“臣等已经前往查验，确实见到了降水，但未必是甘露，臣等也是第一次见，尚不能妄下定论。为谨慎起见，还需进一步确认，以免发生误会。”
唐文宗眉头紧锁，显然有所怀疑：“难道韩约说的都是谎言？你们去左金吾后院再仔细查查。”随即，仇士良与鱼弘志等人领命再去查看。
李训心中暗自冷笑，这一切其实是他与舒元舆精心策划的阴谋。他们希望通过“甘露”的假象，将仇士良等宦官的头目诱入左金吾后院，进行一场关门打狗的伏击，誓将宦官集团一举扫除。
这场被称为“甘露之变”的政变，原本设想精巧，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那场本该是朝臣一方胜利的围剿，最终却演变为宦官对朝廷的反扑，导致了长安城的血腥屠杀，朝堂陷入一片空虚。唐文宗侥幸逃过一劫，但此后他过上了如囚徒般的生活。
唐文宗能够登上皇位，最应该感谢的人，是当时左神策军的中尉、宦官王守澄。在唐敬宗去世后，原本应该继位的是绛王李悟，然而正是王守澄帮助唐文宗夺取了皇位。可惜，权力上位后，唐文宗渐渐意识到，宦官的势力过于庞大，甚至开始威胁到皇帝的安全。于是，他决定铲除这些宦官，重新收回实权。
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唐文宗找到了两个重要的助手——郑注与李训。郑注原为一名江湖郎中，李训则是一个被流放的罪犯。由于王守澄的提携，两人很快崭露头角，并逐步积累了强大的权势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也暗中开始与王守澄对立。
郑注和李训的计划非常周密，他们利用仇士良与王守澄的矛盾，成功夺取了王守澄的兵权，并不久后将其毒死。接下来，他们的目标锁定了仇士良、鱼弘志等宦官集团的重要人物，计划一举将其剿灭。
最初的方案并非所谓的“甘露之变”，而是另有其计——“墓道坑杀”。李训原打算在王守澄的葬礼上，趁机下令宦官头目们一同送葬，当王守澄的灵柩进入墓道时，突然关闭墓门，将这些宦官一网打尽。但在行动前，李训突发奇想，提前启动了“甘露之变”，并决定以此取代原本的计划。
仇士良等人未曾察觉这一切，他们正一步步走向了死亡的陷阱。当他们走进左金吾后院时，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，始终低着头，不敢与仇士良对视。仇士良察觉到一丝异常，突然抬头，透过帷幕看见了盔甲兵士隐约可见的身影和兵器撞击的声音，这一切让他大为震惊。
他立即转身退出左金吾大院，直奔含元殿，韩约试图关闭大门，却已经来不及。李训的计划也发生了变化，由于王璠的临阵逃脱，一切似乎陷入了混乱。
仇士良一路狂奔，最终抵达含元殿，他慌忙命令将皇帝带走，并试图以李训为人质。但李训眼见形势不妙，虽然心有不甘，却没有动手。此时，李训的另一批人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与宦官展开激烈的厮杀。然而，由于神策军的迟到，宦官们迅速被击倒。
然而，李训意识到皇帝不能落入仇士良之手，便奋力追了上去，企图阻止唐文宗被带走。然而，在激烈的拉扯中，唐文宗还是被仇士良夺走了。李训一时无计可施，只能匆匆脱掉朝服，换上低级别官员的衣服，迅速逃脱。
神策军终于赶到，仇士良的反扑迅速展开。长安城陷入了恐怖的屠杀，四百多名官员被残忍杀害，血流成河。街头的商人、百姓也未能幸免，长安城一片狼藉。
仇士良随后关闭了城门，开始大规模搜捕李训的党羽。宰相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等人，以及所有与李训有关的人，都遭到了杀戮，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未能幸免。
李训最终被追捕至周至县并被杀害，头颅被送回长安。郑注在凤翔带兵赶来时，得知李训失败的消息，便返回了凤翔。没多久，郑注也被设计杀害，甚至连其亲信、家族成员也未能幸免。
仇士良最终掌控了唐文宗，并命令崔慎由起草诏书，以皇太后的名义废除唐文宗。崔慎由一时惊恐，恳求仇士良不要做此事，最终得以保命。仇士良愤怒地对唐文宗说：“若非崔学士，你今日坐的这龙椅，也不知是谁的了。”
唐文宗最终保住了皇位，但从此他成了傀儡皇帝，生活如囚徒般压抑。五年后，唐文宗去世，所指定的太子也被仇士良毒死。
李训与郑注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。尽管“甘露之变”设计巧妙，但因为缺乏广泛的支持，内部存在极大分歧，最终导致了整个政变的崩溃。这场政变的失败，究竟是因为韩约的失误，还是李训和唐文宗的退缩，成了历史的难解之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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